普通人可以幸福的过完一生吗？
序
在18号的下午，我收拾好了行礼，和好友们告别，走出了宿舍，脑海闪烁着熙熙攘攘的街道，空空如也的桌子，下雨之后的草地味空气，拿着我毕业证书离开了，就这样，我结束了我的四年的大学生涯，谨以此刻，用已经很久没有写作的，已经像小学生作文的文笔，记录下我此刻的心情，十年过去了，2013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当时的我遇见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但是如今已经无法用回忆去感受当时的感觉，因此无论是再稚嫩的文笔，我都需要将此刻的感受记录下来。
转
其实，在落笔之前，我的脑海充斥着很多很多感觉，但是我发现自己都很难下笔，本来我以为自己对这四年发生的一切都觉得无所谓，就这样吧，应该很快会忘掉。但是我是错的，曾经高考没有考好的枷锁一直把我压的喘不过气， 然而这里发生的一切，我会非常珍惜，这是我宝贵的回忆，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生活，遇到了很好很好的人们，我的舍友，我的老师，他们在我的大学生涯中给了我莫大的帮助(精神上与物质上)。但是，现实和情感总是割裂的，我知道我所念的大学，包括如今中国百分之50的大学教育都是为了延缓当年经济泡沫的产物，那么首先借用一些b站的可爱又脑残的社达分子的话 ，引出这篇文章的主题。
中国把一些大学取消掉好了，很多人就不配上大学，他们就应该上大专和技校。(配上一些b站专属的脑残表情包)
首先，中国大学的扩招，来自于零几年的在经济建设前的大量的债务危机，大学的大量扩招，一部分是为了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还有一部分，便是作为经济的蓄水池，延缓了就业市场的压力，同时解决了大量需求。这是明文记载的。
1992年，邓小平南巡，积极肯定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规模的国企改制开始推行，经营不善的国企纷纷倒闭，政府开始精简人员，国企改制导致了国企不可能像之前那样大规模接受大学生，于是1996年，国家开始了双向选择，自由择业的试点，到1998年大学生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基本取消，当年70%以上的大学毕业生是自主择业的。
同时，在1992年到1998年，由于国企改制，市场经济改革等原因，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人群。其中1997年全国下岗人员为2115万人。[1]
经济方面，9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极高，朱镕基开始对过热的经济进行降温——也就是著名的软着陆。通过1993年－1996年的软着陆，使通货膨胀率成功的从1994年的24.1%下降到1996年的8.3%，但是同时，经济增速也大大放缓，国内需求疲软。[2] 出自维基百科。 1998年11月，经济学家汤敏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建议中央扩大招生数量。在这份建议书之中，他指出5点扩招的理由：[4]
- 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 企改革带来的大量下岗工人如果进入就业市场与年轻人竞争会出现恶性局面。
- 国家提出经济增长8%的目标，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最大的需求，扩招可以拉动内需，激励经济增长。
- 高校有能力接纳扩招的学生，当时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
- 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振兴。
建议被中央采纳之后，中央很快制定了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扩招计划。[4]
所以换言之，这位社达分子说的话，很明显就是将个人和政府的责任给相互混淆，大学的扩招是政府为了给市场输送更加标签分明的劳动力，那么既然提供了这个机会，那么难道你考上了大学就不去读吗？不去指责政府的相关政策，而去指责被政策影响千千万万相关的人，这就是典型的社达分子。 所以，真的《有不配上大学》这个措辞吗，你或许在中国的应试教育中成为了胜利者，但是，你绝对没有资格，没有理由，去诋毁那些不如你的人，在此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概念。
社会达尔文主义，也称社会进化论，指将达尔文演化论中自然选择及适者生存的思想应用于人类社会的一系列社会理论[1]。此一思想最早见于英国哲学家兼作家赫伯特·斯宾塞提出的社会文化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风行从19世纪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人认为现代的社会生物学也可归类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学派中。“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于1944年出版的著作《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以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来指称1944年前的相关思潮是不确切的，但这种用法已被历史学界广泛采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启发了许多种族灭绝制造者，如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及纳粹大屠杀。
当然，在中国特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便是《天演论》中的适者生存，物竞天择了，所以，回归到文章的题目，那么不适者是不是就不能生存了呢？人生一定不能没有容错吗，换言之，普通人可以幸福的过完一生吗？本文不涉及政治与经济的探讨，由于学术不精，虽然这些现象和政府的经济和政治导向有很深的关系，但是目前我只想单纯的以一种人文角度去讨论这个现象。
回到刚刚那句话，既然大学的扩招和我们个人没有关系，我们作为时代中的尘埃，政策的变动对于上层的权贵子女们一点影响也没有，那么对于尘埃们，我们只能去顺应时代的浪潮，参加到这场选拔中，然而，这场选拔也是残酷的，中考的五五分流，高考的本科大专，本科的985211，双非，二本，三本。总有人会落下，总有人会失败，因为数量就在那里，有些人酷爱理科，但是无论怎么学习都无法学好语文英语，让他不慎跌倒，有些人与之相反，酷爱文学，但是饱受数学之苦，我所考上的大学，我看到了非常非常多优秀的人，他们中的某一科非常非常优秀，但是由于不能均衡发展，错失了名校的机会。但是他们也依然在努力的发光发热。我曾经来自所谓的重点高中，自然也有着很深的名校情结，但是如今，这份感觉随烟消散了，我非常尊重，佩服那些靠着自己努力考进顶尖学府的人，我也同样的尊重每个为着自己的明天努力奋斗的人们，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容错，我们失败受过的伤不会有任何人来填补，我们只能带着伤继续走下去，继续坚持下去。
承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仅仅是为了给社会提供标签化的劳动力，扼杀了一切，我们只需要服从我们的标签，乖乖的顺从就好，只有少数的好大学，会给最好的学生们充分自由试错的机会，普通人只能仰仗自己的家庭，就像我，让家庭给我的每次失败兜底。那么还有一些无法依靠家庭的人们呢，我无从知晓。所以，我很庆幸我能对他的话义愤填膺，这代表着我没有丧失自己内心深处的善良，我坚信着普世价值是能让社会更加有温度的武器。下面借用温家宝总理的两则讲话，笔者不关心他是否在从政期间有无真正落实这些话，因为cn的官场远远比我们一般民众想象的复杂。仅仅是讨论内容的合理性。
温家宝总理的普世价值演讲。
自由平等，是对每个人，人格和权利的尊重，人生而平等，每个人在尊严和权利方面都是平等的，享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权力，自由是人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人类进行创造的基础和源泉，自由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言论，信仰等基本权利的实现。人类的进步，就是在各种不同思想的争鸣中萌发的。中国，要有一个真正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特别要鼓励人民的创造精神，提倡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社会活力和凝聚力了来自社会成员的创造性，来自社会成员的个性化。
温家宝总理的回忆母亲文章
原文来自澳门导报
2020年12月，庚子年冬，温家宝的母亲杨志云去世，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走完了她的一生。她的儿子，大国总理温家宝，岗位上退休后，八年来一直守候在她的身边，陪伴她走完最后人生路。母亲走后，温家宝写下《我的母亲》，深情回顾母亲的一生及对自己的影响，首次公开提到母亲写给他的两封信：2003年11月，温家宝刚担任第一届总理的时候，这位母亲写道，“你今天能位居人臣，如此高的地位，没有任何靠山，家里更不用说了，得来多么不易。你的性格是力求完美，但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很难做到完美。”她要求温家宝做到“要上通、要人和，千万记住孤树难成林。”这是温家宝最新的公开文章，情深意长，给人深思，特此在网络平台首发，以飨读者。
妈妈走了。她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人间，回到生养她那片土地上。
妈妈还在，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活在她深深爱着的学生们中，活在她眷恋的乡亲们中。
妈妈名叫杨志云(曾用名杨秀安)，1921年农历11月14日生于天津北郊宜兴埠。父亲杨凤翔，是名村医，靠开个小药铺维持生计;母亲杨马氏，家庭妇女，不识字。
妈妈可能是姥爷、姥姥领养的孩子，人们都这么说，可妈妈至今不肯讲。姥爷、姥姥待她像亲闺女一样，谁也不愿再提这段往事。
妈妈生在苦难的时间和苦难的地方。图片宜兴埠是津北重镇，自古是由津门去宝坻和冀东的必经之路，这一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攻守天津的军事要地。
近代以来，由于内忧外患、战乱不断，宜兴埠长期处于灾难之中。妈妈童年时，家乡已是穷苦不堪、民不聊生的乡村。村子里是土道、土房、土炕，庄稼亩产不足百斤。人们多从事荞麦皮、麻杆、秫秸、香草等买卖，艰难度日。一首民谣道出了当时的情景:
住土房、睡土炕，男人外经商、家中无米汤，孩儿哭叫饿、女人泪汪汪，麻杆换来玉米面，糊弄肚皮度饥荒。
1936年，姥爷因病去世，年仅45岁。药铺靠姥姥一人经营。姥姥请了山东两个姓赵的伙计，帮助料理药铺。除开药铺外，还租了“聋十爷”(姓杨的一户地主)的10亩地。
那年10月，日本侵略军在天津郊区进行了夺取平津的“假想敌”式的大规模演习。六七千名日军从宜兴埠外西北到东南，形成半月状弧形包围圈，枪声、炮声大作，许多庄稼和农田被毁。老百姓不敢出门，庄稼不能收割，生意不能做，生活困苦，衣食无着。
1937年4月22日，日本侵略军全面侵占华北的战争迫在眉睫，决定修建临时飞机场，为向天津空运兵员和物资做准备。地址选在宜兴埠村东南。当时许多农田被毁，许多农民被抓去干活,使宜兴埠又一次受到损害。“七.七”卢沟桥事变，标志着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的开始。
1937年2月至1938年1月，父亲在宜兴埠士范小学任教。这期间，父亲和母亲恋爱结婚。1938 年4月，父亲考人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文科史地组(后改为史地系)。那一年妈妈生了第一个儿子，爷爷给他起名光华(光复中华之意)，不幸仅活了一岁，因患肺炎而天折。
1942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初六)，妈妈在国难中又生下了我。爷爷心疼，给我起名“家宝”。那一年，日寇在华北大扫荡，津北一带也成了他们“清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地方。
10月的一天，一股日寇进入宜兴埠，将全村老小集中村西南广场，四周架起机枪对着村民，威逼交出八路军。妈妈抱着刚出满月的我挤在人群中，惊恐万分。鬼子吼叫着，扬言不交人就开枪。场院一-片寂静， 妈妈怕我哭闹，把我紧紧抱在怀里。
在兵荒马乱中，药铺开得不安宁。伪军、国军常来骚扰。一天下午，妈妈正在屋里靠着窗户的地方用木盆洗衣服，一只狗卧在外面窗下，妈妈并未看见。突然来了一群伪军，开枪把狗打死。妈妈埋头洗衣服，没看见外面发生的一切，枪声把她惊呆了,放下衣服,半天说不出话来。我被吓坏了,紧紧抱住妈妈,躲在她背后。这时,只听到外边一片狂笑声。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进人第二阶段，解放军攻打天津。国民党守军为了空室清野，扫清射界，下令放火烧毁了津北70多个村庄的农舍，致使14万村民毁屋丧家。宜兴埠被烧民房200多间。爷爷全家住在西下坡，房子全部被烧为灰烬，1926 年办的士范小学也被烧得荡然无存。姥姥家和她的小药铺没有幸免。已是年过半百的姥姥随村民仓惶逃难，在路上把随身带的一.点积蓄全部丢失。看着经营多年的小药铺没了，家没了，又身无半文，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她悲痛欲绝，痛苦多日，自此一病不起，于1949年逝世，终年51岁。
那些日子里，妈妈要服侍姥姥，又要照顾我，还要处理小药铺的后事。我看得出来，她的心情很沉重、很难过。
妈妈好强、自立、向上。图片
解放前，为了苦苦支撑起这个家，妈妈到处找工作，先后在宜兴埠士范小学、天津县七区中心校任教。她深知每份工作都来之不易,因而十分珍惜。抗战胜利前后( 1944 年7月至1946年7月)，她曾在天津“马大夫医院”护士学校学习，后因我无人照管而辞职。
妈妈上学不多，为了找工作，曾上过师范专科学校培训班、簿记夜校。三十多岁的人,又要操持家务、管教孩子，又要上课、写作业。1954 年，她忍痛离家，和一群年轻人赴甘肃支教。在天水伏羲小学当一名教师，一去就是大半年。那一年我才12岁，刚上初中。爸爸上班,无暇照顾我，晚上还要和爸爸一起做饭。就在那时，我学会了蒸窝头、熬稀饭。三岁的妹妹寄养在五姑奶奶家。
妈妈1959年到东门里小学担任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她年轻时读书多，语文基础坚实。她的学生于亚回忆:
我们语文课一直由杨老师教。同学们很喜欢上她的课，从拼音识字开始，到读书作文，每堂课都讲得清清楚楚。朗读课真的把人带入课文中，几遍下来基本上就能背诵了。她腹有诗书，最爱讲故事，让同学们懂得做人的道理。
学生孙秀庭回忆:
杨老师为我们打下的基础异常严格、扎实。记得老师有一根教鞭，至今它点在黑板上的“哒哒”声有力地回响在我耳边。往深处理解，老师在教授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给我们灌输做人的道理，处事的准则，渐渐地，我们班具备了一种班风:它是被学习的风气引导的、自觉自律的、注重道德品质的。
于亚问：我们身上是不是都具有一种为一个信念献身的精神?
我说有，会为某种崇高美而感动。如果为一个正义的事业去战斗，即使献身也在所不惜——即便到了这个年龄仍然是这样。孙秀庭答。
妈妈到了九十多岁高龄，她的学生仍然惦念她。他们在事业上都有成就了，但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还经常提到杨老师:
我们的杨老师到了人生九十多岁的高龄，我们仍然是有老师在的孩子，这是我们人生一大幸事。如今已年近古稀的学生们]这样回忆老师。
妈妈同情穷人。
宜兴埠庙前邻居韩家是贫农，孩子多，生活困难，偏偏全家都患上肺结核。妈妈从年轻时就和他们家是朋友。解放后，韩家只有一对姊弟(韩玉琴、韩富奎)在天津。妈妈在自家生活窘迫的情况下，照顾这对孤儿，直到姐姐在国棉七厂找到工作，弟弟在天津35中毕业，当上体育教师。韩富奎在35中上学时无处可住，妈妈让他住在自己家中，九平方米的小屋本来拥挤不堪，又添了个大小伙子。
我家居住的西里大街达摩庵前胡同，是社会底层市民生活的地方，他们都靠劳动和经营而生活，收入低微，勉强度日。随着时间的变化，这里的房屋愈来愈破旧，道路愈来愈泥泞，胡同越来越混乱，居民越来越拥挤。
刚搬来时，胡同里来了一户读书人家，人们相待都很客气。称父亲“温先生”、母亲“杨老师”。父母亲为人老实，待人谦和，与每家相处得都很好。
房东刘奶奶，孤身一人，无亲人照顾，靠租赁院里两间房子和一点积蓄为生。我家租住院里靠外的一间北房，住了四十多年。妈妈对老人很好，房租虽贵些，但一直按时付款，还时常给老人送点东西。院落、茅厕、厨房收拾得利利索索。“文革”期间，我家被“疏散”到农村;“文革”后又回到这里，直到街区拆迁才搬家。
胡同邻里许多人家都是妈妈的朋友。他们当中有蹬三轮车的、开拔丝作坊的，开酱园的，还有孤儿寡母。父母与他们交往不深，但彼此相处是热情真诚的，有时还互相帮助。这里没有职业和文化的隔阂,没有虚情假意。多年来,父母没有与一户人家闹过不和。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当家里受难时，街坊悄悄同情我们，在晚上没人的时候撕去胡同里给爸爸贴的大字报，没有一户落井下石的。
记得，那时家里饭菜很简单，每顿饭一般只有一个菜，很少吃肉。有时让我到肉铺买上两毛钱肉，还要说明要肥瘦，这就是改善伙食了。遇到年节喜庆之日，家里吃顿“捞
面”，妈妈总是端着满满一碗面条， 放好炸酱和菜码，给邻居一家家送去。这是妈妈对邻里的心意，也是她待人的热忱。
解放后，1950 年，爸爸、妈妈和我搬到天津，租住只有几平方米的一间小屋，可谓家徒四壁，身无分文。爸爸的工资每月仅37元，可光房租就要8元(一袋面粉钱)。这间小屋伴我们全家几十年，其间家里又添了妹妹和弟弟。妈妈省吃俭用，我们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就是这样，工资上月接不到下月，每月还要借点钱。那时，爸爸有个小本子，专门记账用的。
我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艰辛，简朴的生活习惯贯穿一生。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妈妈给我做了双新布鞋。那天，我高兴地穿上新鞋.上学，不巧下学时正赶上大雨。我到家时，妈妈冒雨倚门等候，远远望着我光着两脚走路，手里抱着那双新布鞋。她赶忙跑到我跟前，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在雨中,我望着妈妈,她流泪了,满脸是泪水和雨水。
人穷志不短，妈妈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记得天津刚刚解放，城里无安身之地，家乡房子已毁，爸爸、妈妈带着我回到宜兴埠，暂借一远房亲戚的一间房子住，我在爷爷租用村中杨家下场仓库作校舍的士范小学继续上学。
一天，我在街上捡了一分钱放在衣兜里，被妈妈发现了。她边打边问钱是哪儿来的，竟把一个扫帚打散了。从那时，我就懂得一个道理，不是自己的钱一分不能要。这个道理我记在心里几十年，一次都没违反过。
妹妹比我小9岁，她.上幼儿园经常是我接送的。一次下学回家，她带回了一个布娃娃。妈妈追问她是从哪儿拿来的，她只是哭，硬是说不清楚。妈妈让我带着妹妹立刻把娃娃送回园里。到幼儿园才弄清楚是园里给每个孩子发的。
妈妈脾气不好，对孩子从不溺爱，十分严厉。现在回想起来，妈妈在我小时候对我的教诲，让我终生受益。
妈妈是把这样的事情作为道德的根本，严格要求全家。天津刚解放那年，爸爸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曾在天津市工商局工作一段时间。当时，正值私营工商企业改造时期，爸爸的工作需要同私营工商企业者打交道。妈妈非常警觉，经常嘱咐爸爸千万不能收人家任何钱和物。爸爸非常老实，从不沾惹是非，更不拿人一分钱，结果，在以后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自身干干净净。
妈妈一生结交的都是同事、邻居、普通百姓，从未高攀过一个当官的。1978 年在农村待了近10年才得以落实政策，回到原来的家一达摩 庵前胡同那间狭小破烂的小屋，在这里一住又是15年。1985 年我调人中央，妈妈从未因我的升迁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更没有打我的旗号给家里办过任何事情。妈妈和爸爸一生从事神圣的教育事业，全靠微薄的工资度日，死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和积蓄。
从我记事时起，就看到家里的大小事情都得她操心、拿主意。爸爸一生艰辛、坎坷。他经历新旧两个社会，在沧桑世事中，安分守己，只希望活得太平，但终于也没有逃脱政治的漩涡。1959 年“审干”期间，因“历史问题”，他离开了多年的教师岗位，被“限制使用”。开始在农场劳动,后来到校图书馆工作。那些年,家里仿佛出了大事情，妈妈忧心忡忡，又要劝解爸爸，又要照料全家。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落在我们家中。爸爸被揪斗，关在学校监视居住，停发工资。大字报从家门贴到胡同。妈妈从自己不多的工资中，先给爸爸留足伙食费，自己亲自送到学校。她不放心这点钱能否送到爸爸手中，非让造反派给收条为据。1970 年，全家又被强制疏散到农村。先是要全家到内蒙古五原(妹妹当时在通辽下乡)，当时父母已年过半百，实难带幼子适应那里的环境。经反复交涉、多方联系，后改迁到天津市北郊区小淀公社劳动，一待就是六年。粉碎“四人帮”后，爸爸调到天津北郊区宜兴埠九十六中学做教员。
1978年11月5日，天津市河北区教育局作出关于父亲政治历史问题的复议意见，认为“文革”期间的审查，“未发现新问题”。1979年6月26日，天津市河北区教育局又撤销1958年作出的《关于对温刚限制使用的意见》。1982年办理退休手续，1986 年改为离休。
父亲能忍，但有个性。我刚满周岁时，正赶上日寇清乡、扫荡，行人过道卡，均要严格盘查，不准带一粒大米。有一次，妈妈因奶水不够，让父亲买点米带回家。天黑了，爸爸怀揣一包大米过路卡，日寇持枪盘查，非要搜身不可，父亲宁死不依，差点被刺刀挑死。
“文革”期间，父亲被关在学校,经常遭受野蛮的“审讯”和打骂。一天，造反派一拳将父亲的脸打肿，眼睛被“封”得看不见东西。父亲忍无可忍，指着心口说:“小子，朝这儿打!”
他虽然有些倔强，但常念及全家老小，能忍非常人所能忍的苦痛，变得更加少言寡语。没事时，经常抄写古诗词或报刊中有意思的文章，以解惆怅之情。
妈妈最理解他，仿佛只有她能窥见他内心那些难以言表的思想和感情。她从不埋怨父亲，反而总是宽慰和体贴他。他们相濡以沫七十五载。
父亲没有留下什么，他把艰辛、苦痛和挚爱都带走了，走得那么安详，仿佛这个世界就给他这条路。
妈妈爱读古书，经常给我讲岳飞、文天祥、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故事，也讲我熟悉的长辈往事。她做家务时，我常缠在她身边，她边做活边给我讲故事。妈妈常说，人要努力、向上。她总是把做人、志向、责任同刻苦、认真结合起来，使我深切懂得人不仅要有作为，首先要学会做人。妈妈这些话深深触动了我的心。我常边听边落泪，下决心为国家和人民而努力学习，做一个有气节、有学识、有本领的人。每每忆起妈妈说话的神情和至今难以忘却的话语，我从心中油然萌发一-种崇敬和感激之情 。
对于我担当大任，妈妈是忧虑的。我手中一直保存母亲的两封信。一封信写在2003年11月，我刚担任第一届总理的时候；一封写在2007年10月，我即将担任第二届总理的时候。
第一封信写道，“你今天能位居人臣，如此高的地位，没有任何靠山，家里更不用说了，得来多么不易。你的性格是力求完美，但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很难做到完美。”她要求我做到“要上通、要人和，千万记住孤树难成林。”
第二封信写道，“过去五年的成就是你用心血换来的，来之不易。后五年的工作是艰难复杂的，继续保持，谈何容易。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百姓，经济又是这么错综复杂，许多事情都要你一一完成，其效果能达到一半，就谢天谢地了。这么多事，你一个人肩膀有多宽能承受得住?这就需要大家同舟共济，平平稳稳渡过五年难关。”
妈妈的心在孩子身上，也在国家身上。她每天看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她从不过问我的工作，但经常用各种方式告诉我群众的反映，提醒我注意。
2009年2月2日，我在英访问期间，专程到剑桥大学发表演讲。那一天，雪下得很大，剑桥礼堂座无虚席。我演讲的题目是《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我以充满感情的话语，向师生们介绍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演讲博得阵阵掌声。
临结束时，出现一个“插曲”。一名西方模样的学生扰乱会场，大喊大叫，并向主席台扔鞋子。我昂首站立,不为所动，表现出冷静和镇定。会场安静后，我讲道:“这种卑鄙的伎俩，是不能破坏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是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我的话引|起会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我不知道就在这一刻，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电视直播的母亲，因担心儿子和受到刺激，而突患脑血管栓塞，从此视力减退、说话困难、行走不便。那一年母亲已88岁高龄。
我退休了，在中南海工作了28年，其中担任总理十年。对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做官” 本是偶然之事。我奉命唯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受事之始，即常作归计。
退休之后，回到妈妈身边，我的心情很高兴，但看到她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又感到难受。八年来，我很少外出，经常陪伴她。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妈妈的爱，妈妈的恩情是无法报答的。她的许多教诲已经渗透到我的细胞中、融人我的血液中。人们之间许多事是可以相互模仿的，甚至是苦心孤诣做作的。但是，唯有真诚、朴实和善良的情感和心灵是做不了假的。只要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同情心，看他在危难中的勇气，看他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关键时刻的担当精神,就可以窥见他的真实。我同情穷人、同情弱者，反对欺侮和压迫。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我为此呐喊过、奋斗过。这是生活让我懂得的真理，也是妈妈给予的。
人生而自由平等，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也缺陷，但是只要我们内心善良，遵纪守法，他人没有权力把我们打上某个阶段的标签，同时我们可以呐喊，可以喊出不公，我们不会惧怕威权主义带来的恐惧和震慑，老鼠就是老鼠而不是鸭脖，我们不会生活在文字的恐惧之中，民众便是权力的监督武器。
我相信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终将能在阳光下相见，那时耀眼的阳光，沐浴在我们的肌肤，感受着生命的热情与温度。每个人生而平等，善良不是被欺凌的理由，强者和弱者都可以相互尊重，互相扶持。不再有欺凌和压迫。社会会更加公正和法治。
合
谨以杨绛先生一句名言，为本文结尾，感谢我的挚友，大学的舍友们和班主任。同时也以此句，继续激励我前进。
无论人生上到哪一层台阶，阶下有人在仰望你，阶上亦有人在俯视你，你抬头自卑，低头自得，唯有平视，才能看见真实的自己。
